從主要經濟體近年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趨弱且影響主要在短期。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收緊，短期內會強化本國(地區)居民儲蓄動機，提高借貸成本，在資本市場產生負財富效應，降低消費和投資需求。同時，也會使本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惡化貿易條件。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2022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22年全球GDP的增速下調0.5個百分點至4.4%。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收緊將一定程度增加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收緊有利于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刺激出口，但也會增加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對實體經濟產生拖累。
貨幣政策對于影響消費、投資和進出口需求端因素具有一定效果。當前，造成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貨膨脹的因素較為復雜。其中，地緣政治風波、供應鏈中斷、生產原材料成本飆升以及勞動力短缺等供給端因素不可忽視。貨幣政策發力對抑制需求有一定作用，但無法解決供給端矛盾，其對全球通貨膨脹壓力的抑制效果相對有限。
當前，地緣政治風險攀升疊加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增強。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熊啟躍、趙雪情認為，我國應未雨綢繆，謀劃應對方案，積極化解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分化產生的外溢效應。
第一，貨幣政策“以我為主”，財政政策重點發力。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要求貨幣政策提供“穩增長”支持。但是，海外貨幣政策加速收緊，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國內貨幣政策擴張空間。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貨幣政策要堅持“以我為主”，靈活適度，處理好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把握海外加息預期與實施不同階段，擴大公開市場基礎貨幣投放，通過結構性政策工具，確保貨幣、社融增量維持在合理充裕規模，滿足金融機構流動性需求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引導資金增加普惠小微貸款和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壓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加快專項債發行進度，提高財政支出及時性和有效性。積極支持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重點行業與領域技術改造，消除長期發展瓶頸。進一步減稅降費，延長部分制造業、服務業企業緩稅政策，完善政策性擔保機制，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降低企業生產與融資成本。
第二，加強匯率風險管理，做好債務風險防范與處置工作。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功能。完善外匯市場建設，推出外匯期貨等產品，豐富匯率風險管理工具，更加注重市場預期引導，降低人民幣外匯交易費率。引導企業聚焦主業，提高匯率風險防范意識與能力。引導金融機構降低匯率風險管理服務成本，加大本幣金融業務推廣力度。未來一段時期，隨著美元利率、匯率上行，發債企業傾向于集中償債，將加劇資本流出與匯率貶值，房地產等領域美元債違約風險加大。我國要加強部門協同與本外幣一體化管理，完善外債資金流動監測機制，全面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引導市場主體調整舉債幣種與期限結構。完善外債風險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機制，加強國際監管合作，針對外國投資者建立妥善的債務處置機制。加大房地產逆周期政策力度，考慮推出房地產行業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
第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適度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為平衡資本項目逆差創造有利條件。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高水平開放，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跨境資金流動，動態調整、更新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和相關參數，嚴厲打擊外匯違法違規活動。關注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資金監測，防范國際資產管理的流動性、高杠桿及關聯性風險向境內傳導。加強外匯儲備管理，保障外匯儲備安全、流動、保值增值。加強非銀機構交易對手風險識別與排查，優化資管機構杠桿管理，將杠桿管理下沉到產品層面，引導資管機構使用總名義風險暴露、調整總名義風險暴露、凈名義風險暴露等監管監測指標。厘清資管機構股權結構，加強關聯交易監管，防范特定情形下資產集中拋售與交易踩踏行為。夯實資本市場內生穩定機制，拓展中長期資金入市，壯大機構投資者，培育價值投資理念。
第四，夯實銀行業資產負債和風險管理。充分利用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契機，提升海外業務凈息差。優化資產結構，增配(減持)利率敏感性較高的銀行賬戶資產(負債)，縮小(增加)資產端(負債端)重定價周期，形成與貨幣政策走勢相匹配的利率敏感性缺口以及重定價策略。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加強對金融市場極端波動的風險管理。積極運用遠期、期權、期貨以及掉期等衍生工具對風險敞口進行套期保值。厘清集團層面的風險敞口，開展必要的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加強外幣流動性管理，針對批發融資和衍生品籌集的外幣負債額度，建立足夠的流動性緩沖。在堅持風險中性原則的基礎上，適度緩解外幣資產負債的錯配壓力。加強特定領域的信用風險管理。加強對外債規模較大客戶的信用風險管理，特別是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客戶。防范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出現的主權、公司以及金融機構信用風險。適度壓降貨幣錯配較為嚴重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授信比例，如阿根廷、土耳其、智利等;防范財政壓力較大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如意大利、西班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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